新自由主义之下倒退的女性革命
|前言| 欧美流行歌手Sabrina Carpenter 近期发布了新的专辑预告《Man’s Best Friend》，第一张封面是她趴跪在地上被一个没有露面的男性扯着头发，第二张则是一个狗链的特写，上面明晃晃地写着：Man’s best friend——暗示意味明显到没有什么辩驳的余地，于是不出意料的有人说这是讽刺。抛开这还未发布的专辑的中心理念不谈，我们难以想象一位非裔歌手会用被鞭打的形象讽刺奴隶制；我们也不会容忍有人用吸鸦片的病夫形象作为玩笑。为什么到了女性身上，被当作一条狗牵着就可以被娱乐化？更何况上述列的种种过往已经成了不会再重演的历史，唯有女性的境遇是稍有不慎就会跌回最初点的陷阱。 Sabrina的“暴雷”没有这么听众所反应的这么突然，甚至稍微细看歌词就能发现许多倒退的线索。旋律脍炙人口的“Busy woman”描述的并非是工作忙碌的她，而是一个在被爱的时候做“Perfect Mrs.”,不被爱的时候奔赴向其它男人的女性。许多人将其误解为“女王”行为，可是在性缘关系里的八面玲珑并不是掌控的表现，而是失权的开端。当性缘关系依旧是主流女歌手作品里亘古不变的主题，当美式画报风的性感金发女郎重新成为大众追捧的对象，我们需要重新开始思考，我们现在究竟走了多远？ |O的自由| 1954年6月，《O的故事》在法国出版。此书讲述了一个女人交出了自己的全部自由，被一个接一个的男人转手作为仆人折磨，并在此期间爱上她的故事。就如同城堡里关押的其它仆人一样，O被不断提醒她是自愿来到这里的，随时可以离开。 此书获得了当时的双偶文学奖，并被许多男性甚至自由主义女权追捧，视作揭露女性出于自然状态下心甘情愿的性顺从以及解放——O是那个实际上的征服者，那些转手她的人都是受迫于另一个强权不得不放手，男人在情感面前是屈服于女性的。 这揭露了一个在此语境下非常明显的问题，及女性自由的限度究竟是什么? 女性有自我奴役的自由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甚至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被解答：《女性的从属》的合作者John Stuart Mill 早在1859年就指出：自由不包括放弃自由的自由——这本身就是矛盾的。 而在《女性的从属》的100年后，当大规模的女性政治运动渐渐没落，新自由主义伴随着资本主义裹挟了“自由”的语境。正是在这种“自愿”的名义下，自我驯化被重新包装为选择、浪漫乃至赋权。今天，虽然我们不再生活在《O的故事》的城堡里，但城堡的逻辑却悄然渗入了当代文化的底层逻辑。 |规训的力量| 新自由主义最擅长的伎俩之一，就是把压迫性的现状伪装成“自由的选择”。女性不再是被动受害者，而是“主动选择”做家庭主妇、整容、裸露身体、为男性凝视服务、在OnlyFans上变现——做着一切巩固父权地位的事，她们说“这是我的自由”。 随着新自由主义之下个人主义的发展，人们被鼓励完成个体的自我实现以及市场竞争，因此牢牢将女性圈禁在市场规则之下。随之消失的是对于女性群体的归属以及对于女性地位的责任感。 Wendy Brown指出新自由主义语境中的自由，不再是政治性的、集体争取的自由，而是“自己管好自己”的自由，是把结构性问题变成女性个人选择的问题——在这样的框架里，任何问题的归因都变成了：“是你自己没选好。”比如在社交媒体影响之下的身材和容貌焦虑被简化为了“美的自由”,无人胁迫下的自我实现。 女性被逐渐剥夺了指出结构性问题的权力，一切对制度的不满都被“不干涉她人”的论调击退。 不仅是批判的权力消失了，女性的成功也被个体化，变成了服从于资本制度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强调“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个人的即是政治的），意在指出女性在家庭、职场、性关系中的日常困境不是个体失败，而是制度性的性别压迫。这种思潮推动了堕胎合法化、反性骚扰立法、工资平等、育儿支持等结构性变革。 但自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等国家崛起以来，社会责任被个体化，女性主义越来越被转译成“你也可以拥有一切”（你可以既当一个成功的职场女性，又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有容貌有身材）的励志话语，而不是对结构不公的政治抗争。 市场开始创造在此制度下取得成功的女性神话，例如卡戴珊家族以及近些年Lisa的疯马秀。在这里，我们通过分析卡戴珊家族的成功来作为例子。 卡戴珊家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们白手起家、打造帝国的故事，作为新时代女性榜样在流行文化中被反复讲述。 可是这样的成功是用什么换来的？对女性群体有一点好处吗？ ——卡戴珊们的身体是一种资本，是完全服从当代消费文化与父权审美的结果。她们投资整容、健身、形象设计，不断强化一种极具异化的理想女性身体。这本身就是一种违背自由理念的商品化。 不仅如此，此类“女性典范”在媒体中以“我愿意、我喜欢、我做主”的口吻将这些身体变形叙述为权力。 通过这类宣传，她们给普通女性制造了更沉重的容貌焦虑与消费负担，似乎这样“自律”的女性才配成功。被媒体和广告建构的成功女性形象——美貌、独立、有高收入职业、有家庭、有时间健身、有品位，最重要的是，她们不会对父权社会造成任何威胁。 这种对于凝视的主动迎合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女性的思维，她们不再想要改变这个社会，而是要变得足够“完美”来适应这个社会。 在此类逻辑下，自由不再是抵抗的权力，而是选择顺从的方式。 | 男子气概的复兴| 新自由主义下，女性主义的失权同样和一种男性气质的集体复兴形成呼应，“男人应该重新掌权”的叙事在悄然回潮。在欧美，以 Andrew Tate （左下）以及Jordan Peterson（右上）为代表的一类社交媒体男性意见领袖正在借用自由主义的语言来或激进、或温和地呼吁传统性别结构的重建。Peterson 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例子，用看似中立的言论支持父权制的巩固。 Peterson的“教义” 1. 作为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热衷于强调女男生理和心理的差异，宣称男性的坚强、领导力、竞争性是自然且不可避免的，而女性则天生适合作为配角提供关怀和保护。 这实际上为传统的父权角色提供了科学背书，掩盖了这些角色背后累计的长达千年的人为规训，忽略了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对性别角色的塑造。这样，任何挑战传统男性角色的尝试就被看作是反社会的。 2. Peterson还擅长渲染一种男性受害的氛围。Again,采用新自由主义的论调，他强调女性运动作为一种“政治正确”强迫人们说他们不认同的话，是一种对于言论自由的胁迫。 很巧妙的，他将女权主义类比成一种暴君统治下的极权主义。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身份运动中对于包含歧视以及刻板印象的语言限制，意在挣脱施加在女性群体身上隐形的枷锁。侵犯她人权益的言论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值得被尊重被允许。因此，一种全新的语言系统和规范是一次进化。 3. 这是最经典也是最有毒的话术——今天的性别运动造成了女男对立，传统男性正在被边缘化，他们感到迷失。 但其实男性失去的是旧有的、压迫性的“霸权男性”身份。他们不再拥有高于女性的权力，这并非是一种剥削，而是对于自然权力的归还。 Jordan Peterson的言论涵盖了整个世界男性对于性别运动的反应，许多观点都可以在当今国内的互联网上找到，这种不堪一击的诡辩却被许多人奉为男性崛起的教义。 |女权主义的格式化| 上述的两种因素，正在以难以察觉的形式剥夺女性的再革命的力量。 “Capital has the ability to subsume all critiques into itself.” “资本具有将所有批判都纳入自身体系的能力。” 批判理论派学者Nancy Fraser曾说过，女性主义从最初对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根本质疑，逐渐被吸收进文化认同和消费体系，变成一种无害的进步符号——可以被市场化、商品化，并作为资本主义的软性合法性使用。 Katy Perry 的《Woman’s World》就是一种高度包装的女权商品。 歌词中她反复强调 “it’s a woman’s world”，试图传达一种女性已经站上权力巅峰的画面。但在MV里，Katy Perry 依旧穿着露肤度非常高的紧身或者比基尼，整个视觉风格高度性别化，仿佛女性解放就是能够穿着性感。但如今的世界远远不是革命已经成功的“women's world"，MV里的服化道依旧是取悦男性观众审美的产物，又从何谈起 “选择”之下的性感？现代女性革命的阻力不是因为女性独立意志的消解，而是其解放的内涵在逐渐被市场和主流文化掏空。 因此，你的思考，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作为困境下的女性力量，我们必须要训练自己不断解构主流声音，哪怕是那些听起来励志的。质疑“没有同等地位是因为你没有同等能力”的叙事，反问：是谁在起跑线上就垄断了跑道的所有权？是谁把系统性剥夺美化成个人努力的竞赛？ ——因为既得利益者总是试图用这类论调来打压一切对结构性问题的思考。 我们不能沉溺在资本构造的“安全的”女性力量的幻想乡里—我们要创作，宣传那些能够让女性重回社会政治的，真正有力量的作品。工资差异，无偿劳动，看似补偿实则加重职场歧视的“妈妈岗”，是逃不开的话题，也是赋权女性最重要的因素。我们不需要精致身材姣好、外表完美的女性CEO来证明女性既可以有权又可以符合男性凝视的 “美丽”，我们需要的是敢于质疑制度、不被规训的女性自由表达。
Notes： 1. John Stuart Mill 为 Harriet Hardy（19世纪女权倡导者）的丈夫，两人合著《女性的从属》，是女权主义政治理论的奠基作品之一。Hardy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启发了Mill。 2. Andrew Tate 是右翼男权群体里面厌女非常明显的一派，强调男子气概的复兴，也曾说过“女性的顺从是出于享受，是自然选择。” 他在2022年被指控参与多起针对女性的严重性犯罪，可见此类“男性崛起”言论之下隐藏的攻击性之大。因为其厌女的明显性和极端性已经被媒体封杀，因此在这里也不再赘述，我们重点在解构更加隐秘，更加容易被信服的男权逻辑。 3. 在阅读Wendy Brown的文献时，偶然发现她和另一位后结构女性主义奠基人Judith Butler是伴侣。两人在相似却又不同的领域钻研，为共同的女性事业做出了同等重要的贡献，被引用被讨论，而非以对方的妻子这身份被介绍。在女性革命停滞的时刻，她们俩真的很鼓舞人心！ 审稿：酥酥 作者：大鱼 模板：秀米
